原标题：明镜高悬蕴含了司法正义价值内样�/P>

在中国文化语境中，明镜既是客观形式，也是主观价值，象征着中国人对法律的最高秩序追求，蕴含了司法正义的一切价值内核，是对司法裁判行为的有效文化心理控制、�/P>

正义女神是西方司法公正的神圣隐喻。无论是古希腊以来的Themis、Dice、Astraea，抑或是罗马帝国塑造的Justitia，都与神界息息相关，后来定型为左手持天秤，右手持宝剑，眼睛蒙着布条的女神形象。天秤代表公平，宝剑代表正义，蒙上双眼代表抛弃偏见、感情之后的理性之光、�/P>

中国有苍天地府，有城隍土地，有包青天，但没有拟人化的正义女神，与司法正义相关的隐喻一般表现为拟物化的两个喻体：獬豸和明镜。獬豸的隐喻通过“法”的语义构造和法冠等器物流播民间，明镜的隐喻更多是通过空间艺术和俗体文本深入人心、�/P>

无论是民间俗谈，还是戏曲表演和官衙设计，“明镜高悬”匾额都是司法正义场景化、结构化的三维表达。第一维是镜的形状为圆形，代表日月之象，君临天下，这是司法权威获得的自然法诠释。第二维是方位。明镜高悬匾额必须位于衙门正堂正上方，居中悬挂，下方为海清日宴图。按照空间哲学理论和戈夫曼的拟剧论，明镜高高在上与居中排列不仅代表了法律的权威，更是司法官员的个人前台，其扮演角色的情景定义必须洞察幽微，不偏不倚，显属司法公正的价值填充。第三维是亮度。高悬的明镜代表着日月之光，神明之力，不仅能明察秋毫，还能驱邪避恶。这就是民间所谓的“神目如电”，无疑是司法正义的价值赋予、�/P>

同样追求司法中立，为什么西方正义女神要蒙上双眼，而中国明镜则强调明察秋毫？究其实，这应当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区别：西方强调抽象正义、理性判断和体系思维，中国则强调具象化的真假辨别、是非判断和个案公平，最终在喻体选择和语义表达上呈现为经典的东方特色、�/P>

钱钟书诠释中国“镜喻”有两大语义功能：应物无碍，辨识真伪；分辨是非，惩恶扬善。究其实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，明镜既是客观形式，也是主观价值，象征着中国人对法律的最高秩序追求，蕴含了司法正义的一切价值内核，是对司法裁判行为的有效文化心理控制、�/P>

第一，空明。虚空致公，要求裁判者不偏执，不先入为主。民间文本中，富家贫家共争所谓风水宝地，即便崇奉圣贤的朱熹，也因相信富可欺贫而贫不可欺富的经验认知，被刁民迷惑欺骗，错断祖坟，有亏官德、�/P>

第二，澄明。镜不染尘，应物不虚。裁判者不仅要不昧心，不藏私，绝对中立，还得不受蒙蔽，勘明实情真相，据理而论，据法而断、�/P>

第三，开明。开明既指天上的启明星，也指地上的东极山，本意喻日出东方，天下大明。在司法裁判中，转义为开蒙以为明，要求裁判者尊重事实，揆情度理，劝谕开导，以和为上。袁枚任职江宁，韩姓女子已订婚，一日突然被大风卷起，落于九十里外的铜井村。夫家以为世上断无风吹人九十里之理，必有奸约，控官退婚。袁枚成人之美，以元代郝经《陵川集》大风吹人六千里之事开示劝导，两家婚配如故、�/P>

第四，神明。民谚有“无谎不成状”之说，原被告之间，为寻求利益最大化，多有虚诞不实之语。裁判者唯有洞察人性世情，才能明辨真伪，过滤善恶，最终片言折狱，扶正祛邪、�/P>

按照福柯的理论，镜子是一种完美的“复制”，是一个事先给定内容的弯曲空间。在传统正式司法领域，明镜虽然未如民间信仰那样被神圣化，成为照心境、照妖镜、阴阳镜之类的法器，但确实通过文化心理影响着审判行为，引导司法审判无限接近公平正义。（刘云生）